人们一谈起大直沽，总离不开酒这个话题；而一聊到大直沽酒，又自然会提起义聚永烧锅。

　　义聚永烧锅创建于光绪初年。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先曾祖父刘鑫和他经营的“义聚永”烧锅的名字，以立碑者的身分镌刻在记录大直沽庚子劫难的《大直沽敉乱记》碑上。碑文记录了八国联军铁蹄踏入，“沿村纵火……延烧月余，林之房屋尽为焦土”的“千古非常之奇劫”。这使当时已是蒸蒸日上的大直沽酒业惨遭灭顶之灾。当时刘鑫携家眷逃至西郊小稍口一表亲家躲避，虽保住了性命，但苦心经营的烧锅作坊和历代血汗积攒起来的6套大四合院家产全部化做一片焦土瓦砾!

　　不久,义聚永等大一点的烧锅为重建大直沽主动垫付开支，各家烧锅也相帮相济，使大直沽酒业“不二年间生聚日繁”。但是由于比利时在大直沽强圈租界地，义聚永又被迫从海河边迁到大直沽前街东头（今直沽酿酒厂处）。重整旗鼓后的义聚永对内设立了数十条“庄规”，以严保酒的品质，对外广交潮州帮、上海帮，乃至香港各界朋友，以拓展营销渠道。经过潜心经营，义聚永不仅在强手如林的天津酿酒业站稳脚跟，而且逐步成为大直沽乃至天津酒业中的佼佼者。1905年义聚永正式进入商会。随着天津酿酒业的日益壮大，刘鑫于1915年与天津55家酒商一起上书天津总商会，申请成立酒业公所，并得到批准。同年刘鑫被推举为天津酒商研究所副所长，当时办公在南马路旧草厂庵内。1912年以后，义聚永的资本和人员规模稳居天津酒业之首。

　　1920年前后，年已花甲的老经理刘鑫看到义聚永大业根基已固，便让自己的长子、笔者之先祖父刘桂森接替自己。刘桂森接手酒庄后没有安于看家守业，而是用一种崭新的经营理念去重塑义聚永。他开始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增加新品种。在原有的高粱酒、五加皮、史国公、玫瑰露的基础上，外请名师，精选净料，先后开发出莲花露、木瓜露、佛手露、阴沉露等品种，形成了独特的产品系列。为使义聚永酒更好地走出国门，他不但正式注册了“金星牌”商标，还请来当时在外国洋行做事的陈表叔设计了带有英文的标识和各种瓶签。他广交业内人士，频繁往来于上海、汕头、香港等地，并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分庄。30年代初，他亲赴新加坡，率先打开了南洋市场，并转口到世界各地。由于各家烧锅纷纷效仿，一时大直沽酒名声大振，不仅畅销东南亚各国，还远销到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加拿大的渥太华以及英、法、德、日等国家。

　　前辈们常讲，义聚永做生意讲求的是个“义”字，有了“义”才能聚拢商家，才能使生意永远兴隆。正是因为信守了这一宗旨，货真价实的义聚永酒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1934年，它作为天津惟一的酒商参加“首都国货展”并载誉而归。同年，它又以天津惟一的酒业厂家与全国闻名的同仁堂、东亚毛织、盛锡福、同升和、永利制碱等厂商一起应邀参加芝加哥博览会，使“金星牌”大直沽酒闪亮登场于世界展会的大雅之堂。

　　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禁运使整船出口的酒品运出去后杳无音讯，巨额货款无回，迫使经营基本告停。当时仅积压的成品、半成品及各种原料、辅料就达四十余万元。债台高筑的义聚永此时已无回天之力。日寇占领下的天津百业萧条，大直沽多家烧锅也相继倒闭，到天津解放时能惨淡经营下来的已所剩无几。

　　义聚永的兴衰，是大直沽酒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它记录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罪恶与残酷,凝聚着大直沽先人们的智慧和辛劳,更展示出我们民族所固有的自强与抗争。

　　题图为1901年使用的义聚永酒标签，贴在酒篓和酒坛封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