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专副刊-张聂尔：在死神面前来来往往（附图）

　　本报记者张星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你的书里可以看到，其实自从你患了这个病，你几乎时时刻刻都会想到死。死神像一把利剑就悬在你的头顶，对吗？

　　张聂尔（以下简称张）：我是１９７４年结婚的，第二年５月生下了儿子李娃，那时我还在沈阳部队工作。１９７６年回北京探望婆婆和儿子后，又到开原与在那里工作的丈夫建鲁团聚。我们俩住在部队招待所的第二天，我感觉嗓子疼，吃了点感冒药，第三天，突然摸到左腮上隆起一个包，有小枣那么大，挺硬的。那时我婆婆是北京三Ｏ九医院的院长，我就在这里做了第一次手术，取出了那个包块，可是没过多久，我无意间摸到我的左腋下又长出一个包块。这一次灾难真的降临了，病理报告表明，我患的是恶性淋巴瘤！

　　我有生以来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它令我浑身冒冷汗，心口像有千万棵刺在扎。我就要死了，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就要躺到太平间了。然后被人家烧成一堆灰！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的儿子才两岁，就要失去母亲了。建鲁和我结婚才三年，就要失去妻子……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却要匆匆结束，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啊！

　　那时我甚至想，最好现在地震或者地球爆炸，那样大家都死掉就算了。心理特别灰暗，不愿意承认，总觉得从此自己就成了一个异类了，而健康人都活得那么开心。很愤怒而且很悲观。

　　记：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样想到要开始写作呢？

　　张：那是得病一年之后，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我的处境。不错，医生说我得了癌症，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自己有死的迹象，我已经又活了一年。我干麻要让医生的诊断牵着鼻子走，成天丢了魂似的？换一个思路想想，我为什么不百倍地珍惜生命，在未死之前，让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呢？

　　我就想，写作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能写，我怎么不能写！我模仿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痛苦的年代，又是幸福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又是光明的年代……”几乎就是乱写（边说边爽朗地大笑起来）。一写就是３０万字。然后我就想怎么去投稿。

　　家人介绍我去找作家李准，我穿着军装，拿着我写有“小说”的厚厚的稿纸就去了。他说，你这个女孩很聪明，但我也不管出版，我给你介绍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你去找他吧。

　　编辑看过后说，不行,你写得根本不行!没有细节，完全没有生活。但是他鼓励我说，你只要写下去肯定能成。从那以后，我又认识了好几个编辑，他们都给过我很大的鼓励，我便不停地写下去,写了不行，不行了再写。

　　１９８０年，我的淋巴瘤复发，脾脏肿大，有正常人４个脾那么大，需要做脾脏摘除手术，因为脾脏是最大的淋巴结。我想，也许我就要死了。

　　手术那天早晨，我突然发现窗外有一缕阳光，特别明媚，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我的生日，１２月２４日。今天必是我的再生之日！假如上帝赐我不死，我将用我的余生做一件事：写作！就是这时候想的。

　　记：写作对于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不写就很难受，写作对于我，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命的方式。尤其是当我的病一次次复发的时候，化疗的时候，特别难受，只有写起小说来，才能忘掉那些痛苦。我的书对于书海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的生命！是我生命的证明，是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证明。

　　１９８４年时我的病又复发了，左侧淋巴结又肿了，下颌和脖子都连在一起了，我做了很多的化疗和放疗，边做化疗、放疗，边写作《将军的世界》，我去编辑部送稿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去赶我们那进城的班车，被一个自行车撞了，摔了一跤，哎呀我的腿疼得不得了，但我还是坚持去把稿子交给了他。回来到医院一看，我的左腿都骨折了！后来编辑说让我修改，我就吊着腿在床上改，一共改了７次。终于《将军的世界》在《当代》上发表了，有七八万字，还发了头条。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我的文学生涯应该算开始了。

　　记：当读者读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竟然是一名年轻的癌症患者。

　　张：我写作的过程与我治病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一边写作的过程也是一边治病的过程，只要我身体好一点我就写作，只要我身体实在不行，我就进医院治病。我１９８９年住院以后出了两本书《上流风情》（小说集）和《将门男女》（长篇小说），我书写完以后我的眼睛发黄，还特别恶心，我想我是不是得了肝炎了？上医院一查，医生们就在一起嘀咕，问我，聂尔，有什么豪言壮语你就说吧，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医生一看，我的肝门那长了一个鹅蛋大的淋巴瘤，已经有１１厘米大，生气地问我：“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说我不能老戴着一顶癌症帽子过日子吧，我一直在抢时间写书，这不，刚写完就来“投案自首”了。

　　医生给我重新开了化疗的配方，我看懂了，有阿霉素，我知道用这种药要掉头发。那时候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秃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爱美的人，可现在连头发都没有了，想着想着我就哭了。后来，这么多年的化疗中，我的头发掉了又长，长了又掉，我也算是久经沙场，不在乎了。现在的头发都是新长出来的（边说边揪给我看）。

　　记：听说你有一次大哭了一场却并不是因为你的病，为什么？

　　张：１９９３年,我写的新书《中国第一人毛泽东》出版的时候，我去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开始我很紧张，怕没有人来买。可是没想到，那天上午书店竟然是人山人海，从一楼到二楼全是等着来买我这本书的！有的人买两本，有的人买１０本。他们都知道我身体不好，许多人对我说，祝贺你，祝你健康！你再出书，我们还来买！我特别激动，那一上午我签了两千册，签秃了５支笔，我累得不得了。那天一直弄到下午３点，回到家我大哭了一场！你看我病了十来年了吧，基本上不怎么掉眼泪，可这时我却特别想哭。我觉得人生其实还是很公平的，不要抱怨什么，只管去做，会有收获的。

　　前年和大前年，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发现，我身体里的病瘤已经没有了。

　　记：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她这个肿瘤是属于低度恶性的，从统计学来看，这种肿瘤９５％会变成高度、中度恶性的，最后就死于高度、中度恶性的。可是张聂尔变成高度恶性之后，她坚持治疗，现在又变回来了，变成低恶度的了，应该说，算是痊愈了。这绝对和意志品质有关系，所以我们觉得她很不容易。”

　　张：我觉得我有一种本性，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我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我特别喜欢德国作家托马斯·慢写的一个短篇叫《沉重的时刻》，写席勒的，上面有一句话是“伟大！不平凡！征服世界和永垂不朽！”中央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说过，他们还把这句话放在了节目的最后，有人说，这张聂尔也太狂了！

　　我觉得，你不一定是个伟人，但是那些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他一定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特别崇高的一种精神，你得去学。我觉得是这样，我要爬到这个山顶，可能我一辈子也爬不到，但我至少能爬到半山腰，但我如果连想都不敢想，那我永远就只能在山脚下转。

　　记：你有没有最绝望的时候？那时候你还写作吗？

　　张：１９９５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因为我偷偷看到了病例，上面写着“大无裂，高恶度”。当时我的纵隔和肺、肝门和腹腔已经全部是淋巴瘤了。我的小姑子曾拿着我的病例给一位大夫看，说：“我嫂子每次都能转回来。”没想到那个大夫说：“这回她就转不回来了，最多半年！”我见过许多医生的诊断特别准，说半年病人半年果然就死了。我大概做了十几个周期的化疗之后，又带着我的病理去找一个大夫，他看着病理说，这个病人还活着？我问难道我该死了？他听了吓了一跳，他把我当成家属了。这样的话，要是换一个病人听了也许根本承受不了。那时我就对我丈夫说，早晚总有过不去的一次，我想我这次肯定过不去了。肿瘤医院有一个专家，治疗淋巴瘤很有经验，他对我说，赶快开始写长篇小说，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做完他要做的事就不会死。于是１９９６年我开始写长篇小说，一边写一边化疗，一直写，这本书叫《叶氏父女》，１９９８年出版。

　　记：从你的书中能看出，你有一个多么好的丈夫！看你们夫妇在电视上做节目，他还没说话就先流泪了，真的很感人。

　　张：我得病这么多年，每次站在死神的门口，全靠我丈夫扶着我走过去。他既是我生活上的依靠，更是我精神上的支柱。没有他的关爱和照料，我再坚强也活不到今天。还有我婆婆，那么慈祥的老人，永远宠着我，爱着我，直到她去世。

　　记：作为将军的女儿，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优越感吗？

　　张：像我这种父亲１９５５年就是将军的子弟，很容易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岁数，再说你是谁谁的儿子，谁谁的女儿，不是很可笑吗！一辈子活在父辈的阴影下，有什么意思。反过来人家现在要问：“张聂尔的爸爸是谁？”这种感觉多不一样！

　　记：能听得出来，你最注重的就是让自己生活得特别自信。

　　张：要有你自己的价值。

　　记：你有没有过“来日无多，生命随时都会与你告别”的那种恐惧感？

　　张：你说什么？恐惧感，我根本没有。我经常想，我现在任何时候死都不觉得遗憾，我已经赚了二十多年了。还写了这么多书，健康的人又怎么样，可能还不如我呢！人活着，其实就是要活一种精神头。如果没有这个，我恐怕早就死了。曾有一个大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看过那么多病人，没有一个像聂尔这样，病成这样还追求艺术，所以她不会死。

　　我觉得就是这样，人就是要有一种理想的火焰去燃烧，不管这社会怎么发展，不管他多么富裕，多么需要金钱，一定要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你去做。否则的话，他就活得很庸俗，有病的话也活不长。我很努力，我很艰辛，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病中写的。刚写作的时候，我就想二百万字恐怕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没想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

　　

　　■张聂尔小传

　　福建宁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身将门，１９６６年高中毕业于上海市三女中，１９６８年下乡北大荒，１９７０年入伍。１９７７年身患癌症，当时她结婚才两年，儿子才一岁多，她硬是靠着顽强的毅力，不仅一次次战胜了死神，而且以充沛的激情创作了２００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园中一只引吭高歌的“不死鸟”。

　　患癌的２７年来，她２６次住院，先后动过１０次手术，放疗化疗不计其数。在与病魔抗争的岁月里，她开始投身于文学写作，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著有中篇小说《将军的世界》、《隐秘的角》、《苍穹中的碎片》、《正是江南好风景》、《身陷绝境》；短篇小说《闽西人》等，出版有小说集《上流风情》，随笔集《八千里路云和月》。著有长篇小说《将门男女》、《叶氏父女》。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思念》、《风云“九·一三”》、《拥抱生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