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专副刊-满庭芳-第15版-2004.10.12

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周恩来手书

刘慕秋

　　

　　“我是爱南开的”，这是８５年前周恩来对母校南开深厚感情的真诚袒露。

　　周恩来不仅在南开求学时热爱南开，而且终其一生，都非常关怀和爱护南开，但是，这句话的文字材料，却是在周恩来逝世后一年才费尽周折找到的。珍藏这封手书的是冯文潜和他的家人，他们历尽沧桑才保存下这份珍贵的文物。

　　冯文潜先生(生前为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１９６３年去世)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同学。１９１７年，冯文潜赴美国留学，周恩来则去日本留学。１９１９年４月，周恩来回到天津，南开正在筹建大学部。当时，南开作为私立学校，依靠社会捐款办学。而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正在全国展开，曹汝霖等一批卖国贼已成众矢之的，他们为收买人心，也先后为南开捐款，并因此跻身校董名单。消息传出，青年学子们出于爱国热情，纷纷奋起反对。周恩来为此写信致留日南开同学会，信中说：“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同时他也表示了对此事的不满。留日南开同学会收到此信后，于５月２１日又致函留美南开同学会，信的全文近２８００字，其中有节录周恩来信件原文３３０字。当此信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时，冯文潜正在美国留学，并在留美南开同学会任职，因此收存此信。此后几十年中，冯文潜求学谋职，行程万里，漂泊不定。在美国留学５年，１９２２年又赴德国留学６年，１９２８年回国后，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１９３０年应聘南开大学任教。但他不论走到哪里，这封信始终珍藏身边，不曾舍弃。

　　１９３７年，日寇侵华，南开校园惨遭轰炸，学校被迫南迁。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行踪不定，随身携带这一珍贵文物有诸多不便，且难保安全。经慎重考虑，冯文潜在友人帮助下，终于在离津前夕，特意订做了４只大铁箱，将这封信与一大批书籍密封藏于箱中，寄存在启新洋灰厂的仓库一角，使之幸运地保存下来，直至抗日胜利。

　　１９４６年，南开复校返津，４只大铁箱原封不动地回到冯文潜家中，这封信也完好无损。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密藏涉及周恩来的信件，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冯文潜对此在所不计，只是更加隐蔽地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直至解放。

　　解放后，冯文潜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和学校工作中，并在晚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１９６３年去世，他始终精心珍藏这一信件。

　　在几十年收藏这件珍贵信函的艰难历程中，冯文潜的夫人黄扶先、儿子冯承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冯先生去世以后，他们将这封信作为珍贵遗产继续收藏。但是，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这封游历过三大洲、经历过战争烽火仍完好保存的文物，竟然在“文革”动乱中丢失了，黄夫人与冯承柏先生为此十分痛心。

　　１９７６年冬，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筹划纪念文章，同仁们重提此信深为惋惜，于是萌发了一定要帮助冯家找回此信的打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冯承柏先生的共同努力下，这封信件最终在一个废弃的破竹篓中翻找出来，使之得以重见天日。后来冯承柏先生将这封信无偿献给国家，如今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内。１９７９年，南开大学６０周年校庆时，学校决定，将“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镌刻在马蹄湖岛周恩来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