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专副刊-满庭芳-第15版-2005.1.11

从太空看不到长城说起

拾柴篇

张田勘

　　

　　一个让中国人自豪了三四十年，也争论了三四十年的说法终于伴随科学家的缜密验证而有了科学结论：在太空（肉眼）看不到长城。看起来，这项研究既不关乎国计民生，又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但是它的意义实在是重如泰山，那就是坚持和倡导科学精神和说实话。因此，做这项研究和说出这个结论的科学家戴昌达、姜小光和聂玉昕等人所具有的勇气毫不亚于几十年前对三门峡大坝说“不”的另一位科学家黄万里。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实事求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拥有怀疑的勇气、探索的努力、求证的艰难以及说出真话的力量。这一切对于每个人，尤其是科学家和“知道分子”更为重要。“太空可以看到长城”，这是一个凭常识就可以产生怀疑的结论，因为即使长城的宽度达到１０米，常人可识别长城的最远距离约３６公里，视觉分辨率高的侦察员还可远在６２公里处，但这些距离都远远低于一般公认的太空高度，何况长城宽度一般都小于５米。

　　而且很多宇航员，如威廉·博格、奥尔德林和杨利伟等人也多次公开说过，在太空看不到长城，但为什么“太空能看到长城”还会流传久远和广泛传播，直到今天还有人坚信不疑呢？问题在于，一是没有专业背景的科学家有勇气做认真的研究以得出符合真相的科学结论，二是即使有科学的结论，恐怕也鲜有人敢对这个问题讲出真实的科学结论。

　　戴昌达、姜小光和聂玉昕等人不仅有勇气在通过常识怀疑“太空能看到长城”的说法，而且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进行论证。既通过光学理论分析，又进行了光觉、色觉、形觉内容的研究，同时进行了遥感实验和实地验证。由此，才得出结论，在太空肉眼是看不到长城的，但遥感卫星在太空可以看到长城。而通过严密的科学研究后能否说出真相同样需要勇气。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禁锢和文化的熏陶，不讲真话和不敢讲实话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心灵和骨骼。

　　虽然在太空能否看到长城并非涉及人们的生存利益，但这是一种中国人颇为光彩的“面子工程”。多少年来，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甚至自豪和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不仅写进了小学课本，而且很诗意地出现在高考试卷中。比如，２０００年高考语文题要求阅读理解的文章《长城》就描述道：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可以想象，要对这种深具民族自豪感和精神寄托的事情说“不”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说小了会因为戳穿了国人的虚荣而备受指责，说大了会涉嫌“不爱国”，因此都有可能伤到中国人的感情。也因此，在戴昌达、姜小光和聂玉昕等人之前，尽管有人按常识和事实提出过怀疑并说“不”，但没有人勇于认真地深入地用科学研究的结果和事实来说话，并通过研究结果得出科学的结论：在太空肉眼是看不到长城的。

　　除了传统制度和文化造成科研人员不愿和不敢讲真话外，在今天，科研人员不愿意讲真话和发表自己的意见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些科研人员认为，公众科学素养低，不宜让他们知道科学和事实的真相，因为一旦被传媒报道，就可能造成一些研究课题的被动，甚至打击、阻碍这些科学研究，例如，转基因、纳米技术等。

　　然而，事实正相反，只有当科研人员向公众说出真情和真相，公众才能提高科学素质，才能理解科学并支持科学，科学和民主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在太空能看到长城”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和结论才不会流传久远。

　　在研究人员说真话的意义上还需要参照现代文明社会一种理由，即英国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理由：科学家必须认识到他们肩负着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严肃责任。在民主的意义上，如果公共税收支持了科学训练和科学研究，那么科学家也有责任向纳税人解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