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是非争论中的传奇人生——

施琅画像

　　

　　■施琅其人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卒于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年）。

　　【第一次降清】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随郑芝龙降清。

　　【郑成功得力助手】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与海上起兵反清。

　　【再次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终于酿成父、弟被郑成功诛杀的大戾，施琅再次降清。

　　【实现国家大统一】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错误意见，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叫好声与批评声此起彼伏，顿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施琅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激烈争论。抛开这些争论，我们在此将对祖国统一均有功绩的施琅和郑成功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以期对施琅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施琅（１６２１—１６９７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明朝天启元年，年少时“有识度，膂力绝人”，从师“习矩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明朝崇祯年间官拜游击将军。后随郑芝龙降清，之后不久又背叛清廷，随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清，后因与郑成功产生间隙，其父、弟被郑成功处死，遂再次投降清廷，官至内大臣、太子少保、福建水师提督，并于清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率军攻克澎湖，招降盘踞台湾的郑氏后裔。随着最近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黄金时间推出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以及新华出版社与台海出版社联合出版相关著作《平定台湾传奇———施琅大将军》开始，对于“施琅”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就让我们抛开电视剧，抛开图书，抛开所有“戏说”与“正说”的成分，一起走进历史，去评判一下施琅的是非功过。

　　说起施琅，就不能不提郑成功。“施—郑”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

　　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上吊，统治中国２７０余年的大明王朝就此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那时的郑成功还只是个书生，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郑成功来说，１６４４年的这场重大变故既是他的幸运，又是他的不幸。之所以说是他的幸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场变故，他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如果说是他的不幸，是因为这场变故使郑成功从此走上了一条浪漫而悲壮的人生之旅，向着他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人生目标前进———匡复朱明王朝的江山社稷。

　　郑成功，本名郑森，字大木，明朝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生于日本。少年时曾在南京入国子监读书，师从大学士钱谦益。郑成功开始只以读书为事，未曾参与军旅事宜。后来他反对其父郑芝龙投降清朝，才开始其“反清复明”的军旅生涯。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宣布继皇帝位，建元“隆武”，史称“隆武政权”。郑成功颇受隆武皇帝赏识，被赐国姓“朱”，故人称“国姓爷”。从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年底，郑成功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几年内，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召募文武人才。他“国姓爷”的名头，为他招集兵将、扩大军事实力提供了不少方便。施琅就是在这个时候背叛清廷加入郑军的。

　　清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郑成功的军队日益扩大，粮饷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筹集粮饷，留堂叔郑芝莞留守厦门。郑成功出师后不久，遇到郑鸿逵前来接应。当时已经官拜郑军左先锋的施琅此时已经看出留守厦门的兵力单薄，主力在外难免生变，况且此行结果也难以预测。但施琅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说，就假说自己做了个梦，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没有听出施琅的弦外之音，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给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

　　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施琅所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军主力已经南下，留守厦门兵力单薄，马上开始攻打厦门。但这三人并非是为了清廷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腰包。郑氏家族是海盗出身，在海外贸易中积累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这三人对于郑氏家族的巨额财富早就垂涎三尺。

　　厦门很快被攻陷，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不久，清军攻入厦门城内，仓猝之间郑成功的妻子董氏带着郑经、怀抱祖宗牌位乘小舟逃到郑芝莞船上。清军占领厦门后，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

　　听到厦门失陷的消息，郑成功立即率军返回，重占厦门。值得一提的是，在郑军夺回厦门的战斗中，施琅献计出力，功劳颇高，但郑成功并未因此而将其官复原职，这是“施—郑”关系由亲密走向分裂的开始。随着郑芝莞被郑成功斩首，郑鸿逵交出兵权，到这个时候，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的对手；并且，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政权失败后幸存的水师。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候才２７岁。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施琅叛逃的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施琅这个人的忽明忽清跟吴三桂和李成栋大不一样，他不是政客，而是个典型且纯粹的军人。无论是从施琅在郑成功帐前效力时，还是后来为清廷效命时的表现来看，他都是个勇敢的将领，但是缺乏政治头脑，所以在政治上的表现反复无常。对他而言，谁当政都无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唯一行为准则，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王朝利益之上。

　　在施琅看来，自己在总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议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在厦门之战中又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满心以为郑成功班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不料，郑成功回到厦门以后，并不让他官复原职，左先锋仍由苏茂担任，而且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镇将（即总兵），施琅依旧赋闲。

　　施琅因此大为不满，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怒形于色，竟然向郑成功说自己心灰意冷，想去当和尚，借以试探郑成功对他的态度。郑成功不为所动。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真的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愎自用，对施琅的这种态度自然记恨在心。而不久之后发生的曾德事件，成为了“施—郑”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索。

　　曾德原先是郑成功族兄郑彩部下的将领，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被削去兵权后，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

　　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勃然大怒，断定他是反形已露，命人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家属全部逮捕。不可思议的是，施琅被捕后，竟然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下，奇迹般地逃到大陆。

　　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方管辖区后，怒不可遏，马上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处死。施琅虽然逃走，却还没有立即投靠清廷，直到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后，这才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效忠于清廷。

　　１６６１年至１６６２年，郑成功率军数万人，激战８个月，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不久，郑成功在台湾去世，由其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时清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陆。为尽早实现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多次主动建议双方举行谈判，和平统一中国。只因郑经坚持反清立场，拒绝和谈。

　　最后康熙皇帝作出决定，任命施琅“独任专征”，“相度机宜，整兵征进”。１６８３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率战舰三百，水师三万，从东山向澎湖进发，把台湾有限的军队主力诱到澎湖。经过两次较量，郑军大败，接着，施琅又引军进入台湾本岛，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施琅率军统一台湾后，不计前嫌，冷静处理国事与家仇的关系，不仅未对郑成功的后代采用过任何的报复手段，还对其礼待优尊，甚至还亲自到郑成功庙祭拜，肯定了郑成功开发台湾的贡献。

　　这些史实充分证明，施琅的确是明清之际出类拔萃的将才，“施—郑”关系的决裂，施琅和郑成功二人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施琅虽能征善战，但为人性格太过张扬，容易得罪上司；郑成功堪称一代豪杰，但性格刚愎自用，在处理与下属的关系上缺乏足够的气量。据清代《靖海侯施琅传》中记载，事后郑成功曾追悔莫及地说：“吾留一患与中原矣！”可见，对于施琅的才干，郑成功还是了解的。

　　自古中国的士大夫就崇尚“气节”，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施琅似乎是个反复无常的例子：先为明臣，后降清，尔后再为明效命，最后又再次叛明附清。但是历史往往又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如果从祖国统一的角度出发，施琅于中华民族、中华版图的统一应该是功大于过的。

　　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也许，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的写照。

　　

责任编辑：闫新平